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有兩項統(tǒng)計，海淀區(qū)都獨占鰲頭。一是截止到4月2日晚24時個稅申報的最后期限，北京市共有25.5萬人進行了年所得超12萬元的個稅自行申報，其中海淀區(qū)6.5萬人，占全市的1/4強(《新京報》2007年4月4日)。二是今年高考，全市分數(shù)過700分的考生，2/3來自海淀，其中還包括文理科的狀元(《新京報》2007年6月25日)。這是看似不相干的兩件事，其實它們之間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
一個地方年收入過12萬的人多，說明其有錢的人較多，比較富裕。一個地方高考高分的學生多，說明其教育比較發(fā)達。如果這兩者同時集中于同一個地方，那么可以推定，收入與教育之間是有關系的，至于是收入決定教育還是教育決定收入，則可以進行學術上的探討。我個人曾就教育與收入分配的關系做過專門的研究，是基于模型和全國性的數(shù)據(jù)之上的，結論表明，教育是決定收入高低的重要因素。若根據(jù)雅柯布。明瑟的研究，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1/4可由教育等人力資本得到解釋。因此，有理由相信，海淀區(qū)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是其教育發(fā)達、收入高的重要原因。但雄厚的教育基礎和人力資本是否一定會帶來高的收入，則不盡然�，F(xiàn)在40歲以上的人都還會記得，“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等字眼，在80年代幾乎出現(xiàn)在各種大小報刊上，說明那時的高人力資本并沒有帶來高收入。
是什么因素改變了這種狀況者或說恢復了教育與收入之間的正常關系？是市場。最近30年，我國最大的變化是市場已經(jīng)成為了資源的主要配置者和資源價值的主要評判者。市場配置資源，就能使資源得到優(yōu)化配置，即資源能各盡所能。其結果是同樣的資源得到不一樣的結果。比如根據(jù)有關研究，1978-1989年期間，我國GDP增長率中的21%可由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進來得到解釋。由市場來評判資源價值，人力資本的價值就會得到彰顯，因為在市場的平臺上，人力資本會為自己開路，找到盡其能的地方，并得其所。因此，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分配史，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哪個地方和部門先引進市場，哪個地方和部門的收入就相對較高。比如之所以有“腦體倒掛”現(xiàn)象，是因為當時的腦力勞動者多集中在沒怎么改革的國家機關和事業(yè)單位，而體力勞動者則多集中在改革得比較早的工業(yè)、農(nóng)業(yè)和商業(yè)部門。后來市場在特區(qū)的作用發(fā)揮得比較徹底，深圳就成了財富的象征，大量資源涌入深圳。再后來，市場在全國鋪開，北京也沐浴著市場的陽光，像海淀這樣人力資本密集的地區(qū)，自然會迸發(fā)出財富創(chuàng)造的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力資本與市場的結合，就正如水溫從99度上升到了100度，市場是最后一度，這最后一度猶如魔力，使人力資本的收入效應不斷放大。
一個地方若能出現(xiàn)人力資本與收入的這種良性循環(huán)，就個地方會吸引越來越多的資源進入。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內(nèi)容之一是要適度縮小差距，實現(xiàn)均衡發(fā)展。年收入超過12萬元的要自行申報納稅，這是“調(diào)高”的舉措。對低收入者呢？增加公共支出，擴大社會保障，當然是很必要的，但從長遠和根本來說，是要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機會，誠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海淀是獨特的，甚至是唯一的，但它給人的啟示卻很多。從前述可知，至少有二，一是重教育，重人力資本投資；二是重市場，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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